第十四篇第22章
子路问事君，子曰：“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”
事君：侍奉国君，为国君服务，也就是做朝廷高官。该章内容适用于任何下级对上级正确的相处之道。
《论语》中有句“事鬼先事人”，其中的“事”是“敬奉”的意思。
勿欺也：不欺上瞒下。使国君的政令能顺利贯彻，社会各阶层的情况能零失真地畅通上传。
有个成语叫“欺上罔下”，其中的“欺”和“罔”意义不同。《论语》中有句：“君子可欺也，不可罔也”。欺指出于正义的动机而被人骗，罔则出于贪心、心虚而被人骗。
被欺值得同情，被罔则不值得同情，还会遭人鄙视、唾弃。《孟子》云：“君子可欺之以方，难罔以非其道。”
敢犯上直言的大臣叫争臣，也叫诤臣。如《荀子．子道》：“昔万乘之国，有争臣四人，则封疆不削；千乘之国，有争臣三人，则社稷不危；百乘之家，有争臣二人，则宗庙不毁。”
朋友之间，见对方有错误，敢直言不讳的，叫争友，敢于指出父亲错误的叫争子。
《孝经·谏争》云：“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；诸侯有争臣五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国；大夫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家；士有争友，则身不离于令名；父有争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故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。故当不义，则争之。从父之令，又焉得为孝乎?”
一个称职的干部首先不能有欺上瞒下，现在流行一句话：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”下级干部往往看领导的脸色办事，见风使舵、顺水行船、隔山拜佛等等这些都是如今在机关里行事做人的公开秘诀，实在让人担忧。
相对而言，“勿欺也”比较容易做到，但是“而犯之”就难了，敢于冒犯领导的人如凤毛麟角。
再有能力的领导也不可能不犯错，作为下级不能盲从领导，但很多人为了保全自己，对领导百依百顺，一副奴颜媚骨。
真正有大局观、有正义感的人是敢直言犯谏的，接受了孔孟思想古代的士大夫就有这种精神，他们敢于直犯龙颜，包公、范仲淹、海瑞等等都是这样的人。这就是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“大丈夫”的精神。
争臣魏征
《三字经》中有句：“五子者，有荀、扬，文中子，及老、庄”。其中的文中子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很低，他其实是个非常有成就的教育家、思想家。
文中子姓王名通，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是他的孙子。他15岁就开始从事教学，据说，历史上有名的争臣魏征就出自他的门下。
魏征（580年－643年），字玄成，巨鹿郡下曲阳县（今河北省晋州市）人，唐朝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和史学家。
魏征早年值隋末战乱，曾投瓦岗起义军。后被窦建德俘虏，用魏征为起居舍人，后又入唐太子李建成掌管图籍的太子洗马官。太宗即位后，先充谏议大夫，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。
唐太宗连连点头说：“你说得多好啊！”又有一天，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，跟左右大臣说：“我看隋炀帝这个人，学问渊博，也懂得尧、舜好，桀、纣不好，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？”
魏征接口说：“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。隋炀帝自以为才高，骄傲自信，说的是尧舜的话，干的是桀纣的事，到后来糊里糊涂，就自取灭亡了。”
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皇甫德参给唐太宗写了一份意见书，上面批评了三件事：“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；收地租是加重百姓负担；民间女子梳高髻的时髦习俗，是受了皇宫嫔妃的习染。希望陛下能够采取措施，制止和改变这种现象。”
唐太宗接到上书后很不悦：“皇甫德参的用意是不让国家使用一个劳役，不让收一粒粮食的租税，不让宫中的人留头发！”并打算对皇甫德参严加处罚。
有一次，魏征在上朝的时候，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。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，想要发作，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，只好勉强忍住。
退朝以后，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，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，气冲冲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！”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，问他说：“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？”
唐太宗说：“还不是那个魏征，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，叫我实在忍受不了！”长孙皇后听了，一声不吭，回到自己的内室，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，向太宗下拜。唐太宗惊奇地问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长孙皇后说：“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，现在魏征这样正直，正说明陛下的英明，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！”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，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。
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，魏征曾先后陈谏200多事，劝戒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，励精图治，任贤纳谏，本着清静无为、推行“王道”政治、“仁义”行事，无不受到采纳。
贞观十三年(639年)所上《十渐不克终疏》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。
魏征著有《隋书》序论，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齐书》的总论等。其言论多见《贞观政要》。其中最著名，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有《谏太宗十思疏》。
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《魏郑公谏录》和《贞观政要》两本书里。
魏征去世后，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，魏徵位列第四。
不久之后，侯君集以谋反罪被处死，杜正伦被罢免，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两人，说他们有宰相之才，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征是不是侯君集一党的。于是手诏取消衡山公主（后来被封为新城公主）与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，并推倒了魏征的墓碑。
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，李世民亲征高句丽，因为损失惨重，没灭了高句丽而后悔，不禁慨然叹息说：“魏徵若在，不使我有是行也。“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征，又重立墓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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